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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群体事件的冷思考

时间:2021-09-05 22:51来源:未知 点击: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来自美国“古老”的网络经典名言,对于经历了诸多重大网络事件的中国,其意义显得非同寻常!互联网接入中国已经整整15个年头,至今,谁也无法完全掌握中国网民生的态环境。

  在互联网时代,要想隐瞒重大突发事件几乎不可能。近两年来诸如汶川大地震、周久耕事件、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等发生的多起重大事件,都是通过网络第一时间在民众间传播。如何应对网络舆情,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和官员。

  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和评论员,QQ、MSN、BBS、博客、播客、闪客、拼客、哄客等“客文化”如细胞一样占据着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组成若干个相对独立但彼此紧密联系、信息高度畅通的网络社会,其“集结号”的威力是巨大的,吹到哪里,哪里亮,所到之处没有黑暗,只有阳光和透明,所有的暗箱操作都暴露无遗。

  拿破仑说“一支记者的笔等于两千把毛瑟枪”,那么,网络则不亚于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互联网就像数千万个摄像头和探照灯一样,可以让贪官们发抖,让那些有钱有势而使坏的人发抖。在手机高度普及、数码相机随身携带的今天,我国网民掀起了网络扒粪运动,这些“扒粪者”不仅目标一致而且相互鼓励,试图通过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唤起公民的道德感与社会责任感。

  由此,政府大小官员在互联网时代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网络监督,其一言一行,甚至很多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小细节”,都有可能被网络舆论放大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公共事件。比如,因抛出“开发商降价亏本卖房子要受处罚”等言论,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引发了网友的人肉搜索。有网友曝光他在不同会议场合的照片,其所抽的烟和所戴的表被网友重点圈出,并配以文字说明。原来,周久耕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香烟,戴的是10万元一只的“江诗丹顿”名表。一时间“周久耕”打通了网络上的各个社区网站的重要通道,网络编辑、论坛博客管理员不但一路放行,还主动邀请举着“周久耕”帖子的网民到各大网站享受贵宾待遇——在重要位置予以推荐,对有最新进展和突出贡献(新的猛料)的帖子给予最高礼遇——在网站的黄金位置连续几天推荐。传统媒体也按耐不住寂寞,纷纷加大跟进报道,把周久耕推到了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面前,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当然周久耕不但丢了“乌纱帽”,互联网还是要“感谢”他——在2008年年末的网络评选中,周久耕被评为最红的“网络名人”。

  同样,一网友在地铁上捡到某地“官员出国考察团”的文件夹,发现了该考察团“考察”赌城和著名旅游景点的清单,并将之在网络上公诸于众,不仅引起舆论哗然,更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在调查取证并发现消息属实后,部分涉及官员遭到免职等处分。

  周森锋这位“80后”官员前段时间迅速走红网络,网友还给他封为“中国最年轻市长”称号,众多网民围绕着他获选背后是否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使出浑身解数,寻觅他升迁背后的“大人物”,“老爸是谁”、“老婆是谁”、“岳父是谁”、“舅舅是谁”的问题被先后提出。就在周森锋安全通过考验之际,百度“周森锋贴吧”里却出现一篇题为“最年轻市长论文抄袭”的匿名爆料帖,紧接着国内素以“反伪科学”闻名的方舟子也加入到声讨“抄袭”的网民队伍中,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最年轻市长周森锋两篇论文均为抄袭之作”的博文,“抄袭门”最终困住了在“背景门”中化险为夷的周森锋。

  网络成为周久耕、林嘉祥等心里永远抹不去的心病,官员怕网,但又不得不面对互联网。“网络放大镜”似乎成了悬在官员们头顶的一把利剑,网络使得被质问、被罢免的官员不在少数,政府官员越来越感到:官不好当!在网络面前,官员就像在聚光灯之下的演员,任何疏漏和错误都会在网上暴露无遗或被放大,甚至被歪曲。广大网民借用互联网对官员发起的舆论监督,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在“网络放大镜”时代,一句出自某官员之口的昏话,立即就会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即使在帖中匿名隐去官员的姓名,也很快会被强大的人肉搜索找出官员的真实身份;一个官员一旦做了不宜公开的事情,只要留下痕迹,就有可能被网民传上网络,遭到千夫所指;在普通的案件中,一个不同常理的解释就有可能成为网络热门词,被广大网友以嘲笑、讽刺、挖苦、质疑、追问等各种心理在网上广泛传播。比如“躲猫猫”、“俯卧撑”等都成为相关事件的代名词。一张网络帖子在受到网友狂热的点击、回复与转帖之后,将有可能被放大为现实生活中公众和媒体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乃至公共事件,并足以改写官员的命运和仕途。

  今年5月,21岁女服务员邓玉娇将一名要强行扑到她身上的政府干部刺伤而致死的事件,若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年代,在湖北省巴东县这样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以谋杀罪量刑,外界也许根本不知道,也不太可能真相大白,邓玉娇的命运可想而知。然而,该案件被传到网上结果大变,起初,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邓玉娇逮捕的消息激起了网民的极大愤慨,因为在网民看来,邓玉娇是平民英雄。

  网络的“集结号”迅速吹响,“邓玉娇”登上了各大论坛、网站的重要位置,网民几乎一边倒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互联网改写了邓玉娇的命运,6月16日,她从法院得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法庭宣判她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因此免于刑罚而当庭释放。网友又开始热议:有人说是邓玉娇的胜利,有人说是互联网的胜利,还有人说是网民集体的胜利,还有人说是网络干预司法,因为不应该“网络审判”,更不应该成为公众舆论的法庭。

  一个月后,还是在湖北,一个24岁的厨师非正常死亡,引起几万人走上街头围观,道路被堵的事件,甚至有人纵火、打砸警车,持续80多个小时后事件才得以平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互联网向中国公民打开了一个对部分官员行为表达强烈不满的渠道,显然这也成为社会变革催化剂的潜力。

  石首,湖北省的一个小城市,但在互联网上,石首不再是一个地名,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代名词,也是今年6月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舆论中心始发地。就在一年前,贵州的瓮安县创造了网络点击率之最的网络名词——“俯卧撑”。但是一年后的类似的事件还是在石首上演,石首并没有吸取“瓮安事件”的教训。

  有学者把“石首事件”划归为中国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的确,在网民总人数超过3.38亿的中国,网民可以便捷地交换信息、发表意见,俨然形成当前最直接、最有力的公共舆论,尤其是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力量的现实化正让各级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石首事件”因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演变成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石首市委原书记钟鸣、石首市委政法委原书记、石首市公安局原局长唐敦武,当初根本没有料到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几万市民是怎么在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当然他们因处置群体性事件不力被免职也就不足为怪。这些丢掉“乌纱帽”的官员,或许至今都不明白,在现实社会看不见摸不着的互联网竟然可以摘掉自己的官帽,全国各地的网民怎么会同时关注一个偏远山区的、在这些官员看来“就不是一件事”的大事?这与网民有何关系?是谁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是谁在组织煽动这些网民?他们错了!是网民自发的!

  群体事件相继发生在湖北也许是偶然,但湖北这两起群体事件的发生地,如同贵州瓮安一样,都地处偏远,这些地方领导可能不太懂如何上网或不重视网络舆情,所以他们看不到网上汹涌的愤怒,也就不知道网络舆论的力量,更不知道如何处理群体事件和危机事件。那些地方官员或许还在等待上面的指示,还在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在琢磨着给敢于反抗的刁民们一点颜色看看,不重视互联网、处置群体性事件不力是这些偏远地方领导普遍的短板。

  尽管网络早已走进大众生活,但在一些地方领导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网络监督这一概念。同样是监督,他们更重视纸媒。但是纸媒往往代表一级权力,网络显然缺少这种权力属性。《中国青年报》所做的调查显示,这种不重视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对网络舆论缺乏积极回应,还表现在各地政府网站屡见不鲜的休眠现象。

  地方官员在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时的“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正如全国公共行政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齐明山所言,在一些偏远地区,地方官员还没有形成服务意识,对民众的监督有抵触,只有长期注重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才能从长远上改善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网络确实是一个“愤怒共振”的场所,尽管地方官员一身清廉,没有拿钱没有受贿,所以对于在他们看来的那些“小事”并不特别着急,他们觉得这件事自己不是当事者,再加上信息太闭塞,政治敏感度又低, 一个普通的事件就这样在网上发酵了好多天以后,必然逐渐演变成一场愤怒大战。

  在北京某社区,万明(化名)每天上班都是从家里骑着自行车到地铁站,然后坐地铁到单位,十几年年来一直这样平淡地生活、工作。然而,网络却害苦了他。

  今年6月的一个早上,他早饭都顾不上吃便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赶往地铁站,在路上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绊倒了,他赶紧下车把老太太搀扶起来,先让老太太扶着车把手,以便站稳,并一再向老太太道歉,在询问老太太没事之后,他才继续骑车去地铁站。

  一周后,万明察觉到社区邻居对他指指点点,但又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没有理会这些,直到有一天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不但在电话里谩骂,还扬言要打他,期间,朋友也开始疏远他,但万明仍然不知道网络将他丑化和妖魔化。于是向朋友打听情况,询问了几个之后才有朋友反问他:“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朋友说,“你上咱们社区网站去看看吧,全是关于你的事!”

  万明也经常上网,都是看看新闻,玩玩游戏,他迫不及待地登陆社区网站,这离他上次登录该社区已经有整整三年的时间了,原来他那天早上“撞人”的一幕全在社区网站上,不知是谁用手机拍下了几张照片,还加上一些图片说明,从照片的顺序上看,他把太太撞到后,老太太抓住万明的自行车不让走,万明争夺开老太太的手飞奔了,老太太又被车拽到了……同时,社区网站上公布了他的地址、电话、姓名等等信息。

  冤枉!天大的冤枉!万明用实名制重新注册了ID,以便澄清事实。当事人一旦现身,社区“蒙面”网友的砖头、口水、鼻涕、鞋等迎面而来,万明孤单的声音太脆弱了,沉默的螺旋在社区网站里转动,万明无奈地说:“我被互联网强奸了!”那么,网络下一个“强奸”的是谁呢?可能是你、我、他!

  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大字报的集散地,未经证实的消息快速在网上流传,这是由于社会上有大量类似事件,让民众提高了对类似消息可信度评估。在五年以前,网络的影响力逐日上升,但公信力还未被确立,不时爆出虚假消息,如“比尔盖茨被刺”等,来自网络的可信度在现实生活中大打折扣,网络一度成为虚假消息、谣言的代名词。时至今日,互联网的影响力、号召力是任何一家强势的传统媒体不可比的,网络媒体不断地发布消息、传播消息,传统媒体记者纷纷到网络上查找新闻线索,并根据这些消息实地调查采访、跟踪报道,由此形成了互联网爆料,传统媒体不断证实,经过几年的“爆料—证实”之后,大家发现,网络上的消息“都是真的”,由此极大地提高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尽管如此,互联网还是成了民众的宣泄重要渠道,网络言论出现偏执、极端化的走势,这是值得警惕的。互联网上每天产生数千万条帖子,但网络大字报的威力正如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既可以杀一个人,也可以塑一个神!

  网络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在网络上一个普通人就可能做到“一呼百万应”的效果,而迅速蹿红网络的“贾君鹏”,就是典型的例证。在7月中旬,中一个匿名用户随意发了一个题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帖子,帖子中并无内容,只有“rt”两个字母,意为“如题”。就这样一个只有题目没有内容的帖子迅速蹿红网络,就这样一个“水帖”竟然在短短一天之内创造了710万的点击量和30万的回帖数,成了我国互联网上一个匪夷所思的“奇迹”。

  也有学者认为是网友的无聊,这些捧红“贾君鹏”的不过是一群无聊的网络哄客。网络哄客信奉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内容空帖莫名走红,每一秒钟就有数千跟帖刷新这一数字。有网友甚至把自己的网名改为“贾君鹏的妈妈”、“贾君鹏的姥爷”、“贾君鹏的二姨妈”、“贾君鹏的姑妈”等,形成异常庞大的“贾君鹏家庭”。在这个空前的网络“高楼”超过六千页之后,一个被网友们反复引用的跟帖是:“我们跟的不是帖子,是寂寞。”

  就在该帖逐渐退烧的时候,北京一传媒公司突然自曝是他们制造了“贾君鹏”,目的是帮助一款游戏保持关注度和人气。该策划“总计动用网络营销从业人员800余人,注册ID2万余,回复10万余”。据称,这个创意也让该公司赚了“6位数”,而大量的网络任务是交给兼职的网民去完成的。随后又有另外一些公司“争功”,版本几乎一样。

  公司进行商业推广、商业活动无可厚非,假设“贾君鹏”为这一公司所炮制,那么这家公司的“罪行”可不轻,如果这家公司所说的属实,那么其后果是可怕的,一家公司为了利益或目的,可以通过金钱收买网民并煽动为其服务、掌控舆论,还把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拉进来,那么被收买和操控的网民无疑成为这家公司或者利益集团的“肉鸡”,任其使唤。那么,这些被相关利益集团操控的“网民”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网民吗?这与计算机中了广告病毒成为“肉鸡”别无两样。

  在这个将良知良心抛开、用眼球替代道德的网络世界,“贾君鹏”实际上是群体无聊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在网络上吸引眼球的未必都是真相。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故而有网络的地方便也有江湖。网络时代,以个体出现的网民,不再处于“江湖之远”,轻点鼠标影响四方,人民网的评论指出,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会拒绝充当网络哄客们“快意恩仇”的表演道具,我们需要的是网络而并非“江湖”。

  在互联网中,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以随意将其意见、建议或者各种信息广布于上。因此一些虚假信息、侵犯他人隐私、违反道德和法纪的信息,甚至被一些不法利益集团、势力集团所操控的信息在网上肆虐,随之而产生的“网络民意”还是真正的民意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民意,更是一种伪民意,进而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另外,互联网会成为一些网民的情绪宣泄地,大量非理性的网络“暴力言语”也会使其他网民深受其害。网络对话的间接性和隐秘性既使网络言论更加自由,也让网民对自己言论承担的风险责任降低到最小限度。

  网络民意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网络民意是传统、现实民意在互联网上的延伸,是当前网络社会中公众民意表达的便捷渠道。然而,网络民意犹如硬币的两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复杂的一面;有其正面的,必有其负面的。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互融,正面效应会强强叠加,负面效应也是一样。当前,政府官员以开放的姿态就社会、经济、建设等诸多话题与网民对话,这无疑是积极的一面,但是,如果政府是在与被一些不法利益集团所控制、所指示的所谓“网民”对话,那么这与政府通过网络听取民意的原则就渐行渐远,也便背离了对话的初衷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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